华赢彩票

內容閱讀

當前位置: 首頁 > 研究考證 > 學術交流 > 正文

試論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

來源:未知來源 日期:2015-05-04 12:00

1928至1934年,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一場肅反運動在湘鄂贛蘇區①展開,運動大致分爲兩個時期:一是湘鄂贛邊特委至第一屆湘鄂贛省委的領導時期(1928年至1932年3月),主要表現爲嚴重的盲動錯誤;二是湘鄂贛臨時省委成立至陳壽昌接任省委書記時期(1932年3月至1934年春),即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湘鄂贛省的全面貫徹落實,使肅反運動嚴重擴大化。這兩個時期使數千黨政幹部和紅軍官兵遭冤殺害,給革命事業造成極大危害,給黨和紅軍隊伍造成令人極其痛心的損失。以史爲鑒,湘鄂贛蘇區的肅反運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下面,僅就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始末及經驗教訓談點個人認識,與大家商榷。

湘鄂贛蘇區第一階段肅反運動主要有兩個曆史背景。一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早期,便有反革命組織混入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平江出現了“四七團”、“黑夜黨”等反革命組織。浏陽有反革命分子潛入蘇區活動,氣焰囂張。二是大革命失敗後,出于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怒,各級黨組織開始滋長一種“左”傾情緒,錯誤地認爲,“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只有用紅色的屠殺才足以擊退白色的屠殺,因而一些地區提出大燒、大殺、大劫政策。一段時間裏,肅反處決權下放到各縣區一級的黨委,亂捕濫殺的盲動主義愈演愈烈。“不論他是否反動,只要稍有點錯誤,便捉來槍決。”②平江、修水、銅鼓縣委曾頒布一種“鐵”的紀律,規定“違犯紀律者殺”、“泄露秘密者殺”、“攜械投敵者殺”等共十幾條,其中還有幾項抄殺全家的規定③。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發生了一系列錯案。

影响最大的则数轰动边区的“梁案”。平江县委组织部长梁振庭在1928年3月平江扑城暴动失败后,所带的一支游击队在转战修水、万载一带时,被敌人打散而损失了枪支,加上其经手的一批经费交另一同志保管,被那位同志赌博输光。次年2月,梁回到平江县委时,正好碰上县委召开区委联席会议,并在制定“十二条杀”的纪律。一些对他有意见的人,便秘密成立“救党委员会”,认定梁叛党贪污、携械投敌,应予以处决。趁梁外出散步时,将其枪杀。同时还杀害了恰巧路过的梁的儿子梁国基(少共边区特委书记),“致使全县负责同志恐怖,纷纷请求到外县工作。”④这种“杀”的纪律在边区其他地方也盛行,“浏阳县自今(1929)年春杀区委苏平后,致使各区怀疑县委,如(果)县委调某同志来县委,某同志即发生畏惧”。而且“浏阳一、二、五、六、八各区都杀了些同志”,“铜鼓六区处决了区委刘志远”。 ⑤

1930年6月,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開始蔓延。湘鄂贛特委召開邊境第一次黨代會,通過了《中共湘鄂贛邊境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

決議案》,明確指出“黨必須與右傾機會主義和取消派、托洛斯基派作堅決艱苦的鬥爭”。隨後,贛西南特委開始動員黨員群衆反AB團⑥;8月,鄂東特委對各縣委發出通告,指出“目前鄂東各縣發現了改組派,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決定5日至12日舉行改組派運動周。修水縣委在“左”傾思想指引下,則抓住所謂反革命組織“戀愛(研究)社”,將肅反運動推向極端。“戀愛社”是1930年底,少共修水縣委宣傳部幹部熊壽增爲了解決青年人婚姻難的問題,與縣婦聯共同創辦的一個旨在反對封建舊俗,支持婦女解放的組織。不料被國民黨特務陰謀使用離間計,對革命根據地大肆破壞。縣委將熊壽增等視爲特務而殺害。一批基層黨組織的負責同志也因此案未能幸免,縣暴委副主任朱積垣、縣委書記盧上國、二區區蘇主席徐在中、九區區委書記李文華等都遭冤殺。僅二區鄉還有9位有文化的幹部被殺。紅十六軍八師第四團因當時駐紮修水,受到牽連,一次就有排以上幹部70余人被逮捕,團政委馮亞飛(原名張士昌,修水石門人)等被處死。在短短的4個月內,冤殺黨政幹部和紅軍指戰員達500(一說300)多人,修水蘇區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⑦

1931年4月,中共湘鄂贛邊區特委發出第一號通告,提出關于肅反工作的意見。通告指出,反革命分子在蘇區的潛伏和活動,是革命鬥爭不可避免的現象,革命鬥爭愈激烈,敵人的這類活動則愈加厲害。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把肅反工作當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認真進行。並決定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中,建立5至7人的肅反委員會。通告發出後,運動便逐步開展起來。到1932年3月,湘鄂贛省委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前,全省被處決的人先後達5500多人,“其中鄂東不下3000,修水和紅十六軍不下500,平浏銅宜者不下2000。”⑧其處決的名目有戀愛研究社、AB團、白軍團、姐妹團、打狗委員會、忘(王)八委員會等五花八門20種以上。不僅殺害了不少貧苦出身的戰士、工作人員和工農群衆,而且損失了一批黨和軍隊的骨幹。

1932年3月4日,蘇區中央局在給湘鄂贛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關于肅反工作,你們過去是完全忽視的,以致許多反革命得以潛伏在蘇區內活動,爲敵人作內應,這是嚴重錯誤的。同時,中央派林瑞笙、陳佑生(全國總工會巡視員,後叛變)、郭潛(少共省委書記,後叛變)等組成代表團,帶著徹底改造原省委和堅決轉變路線的任務來到湘鄂贛省。3月17日至26日,在省委三次執委擴大會議上,撤銷了李宗白、賴汝樵、楊幼麟、于兆龍、胡筠等原省委常委、省蘇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省委,成立了臨時省委,以中央蘇區派來的代表林瑞笙、胡梓等爲臨時省委常委,林瑞笙任書記。會議宣布原省委所發布的所有文件和決議一律撤銷。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湘鄂赣苏区得以全面贯彻。林瑞笙等认为湘鄂赣苏区的反革命党派的组织与活动仍然是严重的,其势力并没有减少,提出要进一步开展肃反运动。在组织上,临时省委撤销了原保卫分局局长赖汝樵的职务,由涂正坤代理保卫分局局长。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竭力帮助保卫分局开展工作,但不能包办;各级保卫分局未经上级保卫局许可,不得逮捕同级负责人,但在特殊条件下则例外,这样就赋予保卫分局以极大的权力,使它实际上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在全省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通城、修铜、宜奉、鄂东南、阳新、通山、大冶、咸宁、鄂城、武宁和红十六、红独立一、二、三师共建立了19个政治保卫分局。随后肃反运动不断升级,临时省委把肃反工作的重点从社会转移到了党政军内部,使肃反运动严重扩大化。据记载,当时被拘捕、审讯或处决的有:省苏维埃主席赖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张警吾、省互济会副主任胡筠、红十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红十六军组织部长刘英杰、红十六军九师政委李幼军、红十六军团政委汤钊、红三师政委叶金波、万载县委书记何曾益、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平江县委书记王直、浏阳县委书记左之前、蒲圻县委书记高飞、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等大批领导干部。同时规定,凡是领了“白符号” ⑨的群众都是肃反对象,都必须逮捕审查。保卫局还成立了直属保卫队,动辄以“AB”团、改组派等罪名捕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据当时统计,1932年内湘鄂赣苏区因反革命案被各级保卫机关拘捕的约540人,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的400余人,其中被处决的有140人。

湘鄂贛蘇區在創建和全盛時期由于“左”傾盲動主義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貫徹執行,在開展肅反運動中犯了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錯殺了大批黨政幹部、工作人員和工農群衆。但是,也應看到,湘鄂贛省委在幾次肅反工作中逐步認識和糾正錯誤,做了一定的工作,使肅反嚴重擴大化一度有所抑制。

1928年3月,“梁案”发生后,轰动了整个边区,杀的纪律在一些地方盛行。为了制止这种风气在边区蔓延,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多次下达指示,在“每次各级会议上,都提出反对“杀”的纪律,提倡自觉的纪律,主张用教育的方式来代替消极的惩办主义纪律。”同时,对梁振庭父子被杀案件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实真相。湖南省委巡视员夏迟冰在给省委的《巡视湘鄂赣边境各县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此案延悬至今,尚未解决,我以区联会所产生之县委不合法及梁案问题有重大作用,已批驳为临时县委,候边特或省委于环境有转变时召集全县代表大会,产生正式县委。”湘鄂赣边境特委为了挽回 “梁案”所产生的不良影响,1929年 10月,由特委主持在平江县徐家洞召开平江县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处理“梁案”,特委宣布撤销“救党委员会”,对为首组织救党委员会的3名同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并调离平江工作,还印发了《关于梁案告同志书》,这样基本平息了“梁案”所造成的影响。之后,整个边境执行杀的纪律虽然减少很多,但是还没有完全杜绝。

1931年4月,湘鄂贛邊特區委發出開展肅反運動的通告後,由于肅反運動是一項沒有實踐經驗的工作,在實際工作中,主觀思想脫離客觀實際,對反革命分子又作出了不正確的估計,不少地方出現偏向,簡單化、擴大化在一些地方發生。如修水等縣提出以肅反代替一切工作的口號後,亂捕亂殺,造成了一片恐怖的嚴重情況。在省委第一次執委擴大會議上,省委書記李宗白指出不要以肅反代替一切工作,應根據階級地位與社會關系、工作曆史與鬥爭表現及反動罪惡的輕重來確定是否反革命。同時,對修水“戀愛社”問題,他親自深入調查了解審案經過,弄清許多事實真相後,嚴厲批評了修水、萬載與紅十六軍簡單的逮捕與專憑刑訊和殺的錯誤,同時釋放了修水所關押的百多人。盡管這樣,但仍未能制止簡單化、擴大化的傾向。

1932年3月17日至26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湘鄂贛省委在修水上衫召開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原省委堅持以平浏爲中心,沒有向東南發展,妨礙了六屆四中全會所規定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計劃的完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原省委提出沖破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口號是對形勢估量不足,對國民黨力量的誇大,是右傾機會主義;認爲原省委排斥工農幹部,中上級指導機關差不多全被富農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把持,特別是平浏地域觀念嚴重。會後,臨時省委基于貫徹“左”傾錯誤的需要,變本加厲,把肅反運動的重點從社會轉移到內部,進一步大搞簡單化、擴大化,處決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和所謂地富出身的幹部。

湘鄂赣省委的问题引起中央的关注。苏区中央局原来对湘鄂赣苏区有过许多指示,林瑞笙等在执行中大为偏离,苏区中央局曾多次派人来对湘鄂赣苏区巡视工作,多次给省委电示,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真加以解决。然而,湘鄂赣苏区不仅没有明显改进,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中央委托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兼管湘鄂赣省委的工作。1933年6 月,朱德、周恩来也去函苏区中央局,指出红十六军存在的问题。7 月,苏区中央局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作出改造湘鄂赣省委的决定,并派以陈寿昌为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为省军区司令员的30多名干部赴湘鄂赣省委工作。8月,中央还给省委发电报,明令停止省政治保卫分局捕人之权,已捕的人待新省委书记到职后执行决定。苏区中央局还发出文件,肯定李宗白原省委的成绩,指出临时省委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领导”。12月,陈寿昌等30多名干部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万载小源。陈寿昌上任后,于1934年1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改组省委的决定,批评了前省委、省政治保卫局在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委任邓洪接任省保卫局长,调整了保卫分局领导成员,还在鄂东南办了保卫训练班,肃反现象得到遏制。

小源會議後,省委開始著手解決肅反擴大化問題。首先在省政治保衛分局的幹部中了解情況,審閱案卷,與被關押的部分幹部談話。隨後,根據情節,除處決了極少數人外,絕大多數都恢複了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湘鄂贛邊區根據地總結曆史經驗座談會,1945年6月,經黨中央批准,爲賴汝樵、張警吾、胡筠等一大批遭受冤屈而死的同志平反昭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地對這些肅反曆史遺留案件作了複查糾正,被錯殺人員得到平反昭雪,並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紀念。他們的親屬或在經濟上作了補償或在政治上作了安置。

湘鄂贛蘇區肅反運動,在當時敵我矛盾尖銳,革命鬥爭劇烈的曆史條件下,雖然打擊了一些敵人,由于當時肅反指導思想的失誤,使這一工作嚴重簡單化、擴大化,混淆了敵我鬥爭與內部矛盾的界限,造成嚴重內耗,其教訓是極深刻的:

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形势看,主要是受共产国际 “左”倾指示的严重影响。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尽管这条路线在推行过程中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共的权威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还处于初级的阶段,也由于会后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组织调整,因而各级党组织都相继接受了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很快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党组织中得以贯彻。

其次,黨內“左傾”路線導致黨的政策出現偏差。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央蘇區首先開展了對所謂“AB”團的鬥爭,接著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也進行了反“AB”團、“改組派”等鬥爭。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進一步要求在蘇區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AB”團等,加緊各蘇區的肅反鬥爭。同時,張國焘在鄂豫皖蘇區搞的擴大化“肅反”經驗,被當作正確的東西不斷傳到各蘇區。許多當時的執行者在後來蘇區反“圍剿”的失敗中,逐步認識到“左”傾路線的危害。在回顧這段曆史時都痛悔不已。如時任湘鄂贛省保衛局偵察部長(1932年7月任)的鍾期光同志後來回憶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雖作過一些抵制,但仍違心地執行了“左”傾路線,做了些錯事,誤傷了些同志;曾一度代理湘鄂贛省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塗正坤執行了林瑞笙等人肅反擴大化的政策,他當時曾私下對其他同志憂憤地表示:這樣下去不得了,並爲自己未能給被冤殺的好同志實事求是地進行抗爭而感到內疚⑩。時任湘鄂贛省蘇副主席鄷濟民曾痛心地對傅秋濤說“當時跟著林瑞笙反李宗白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反錯了,到頭來,把自己的一大批好同志錯關了、錯殺了,根據地也丟了。這個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他還說“由于自己私心重,怕反右傾反到自己頭上來,所以有意見也不敢說,致使革命事業受損失。”

第三、主觀唯心主義幹擾了黨的思想路線。“左”傾錯誤的領導自認爲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凡反對不支持他們的就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認定每個機關團體裏都有反革命。那些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和出身地富家庭的幹部,都是革命的投機分子,隨著革命的深入,會動搖變成反革命分子。他們用這種主觀推理作爲理論依據,打擊、排擠、處決了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如林瑞笙、陳佑生搞唯成分論,讓一名文盲雇農當任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可見其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他們還將一些在工作中持不同意見及犯一般錯誤的人無限上綱,與敵我矛盾等同混淆,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第四、各級政治保衛局淩駕于黨委領導之上。肅反運動開始後,負責肅反工作的各級政治保衛局,有獨立的工作系統,不受各級黨委的監督,只要分局書記和個別負責人決定,就可以捕人殺人,甚至捕殺高級領導幹部。他們每捉到一批人,照例是嚴刑拷打,逼問口供,以致屈打成招。更惡劣的是,肆意指名問供,並以此作爲判罪和捕人的根據,而不作任何調查甄別工作,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如鄂東南保衛分局局長明安福,沒有通過鄂東南道委研究,就逮捕了道委副書記王應金,甚至准備逮捕道委書記胡梓。平江、修水保衛局對于有留戀家庭不受工作支配的同志都加以逮捕。當時,蘇區機關和部隊中流行著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保衛局)特派員來談話”,大家對保衛幹部存在一種恐懼心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應該也絕不能忘記這血的教訓。應牢記:第一,黨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是求是的思想路線。第二,糾正黨內“左”傾或右傾錯誤,不但要進行政治上的清算,更重要的是從思想上清算。第三,黨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宗派主義和家長制作風。

秦 小 燕

本文有關注釋:

①湘鄂贛蘇區位于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地區的邊境縣部分地區,經曆了整整十年(1928—1937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1928年所轄區域爲嶽陽、平江、浏陽、臨湘、蒲圻、鹹甯、崇陽、通山、嘉魚、銅鼓、修水等12縣邊境地區。全盛時期擴大到邊境20余縣。1932年6月,隨著敵人的不斷清剿,加之指導思想的錯誤,蘇區範圍逐漸縮小,到1934年進入艱難的三年遊擊戰爭,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開展抗日鬥爭。

②潘心源1929年7月給中央關于《湘東贛西一帶革命鬥爭情況的報告》

③1928年9月省委巡視員夏尺冰《關于平銅農村黨的概況報告》載1985年人民出版社《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輯

④⑤1929年12月省委巡視員蔣長卿《關于巡視湘鄂贛邊境的報告》

⑥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 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4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

⑦ 九江百年首网 社会篇《带血的恋爱研究社》作者傅之因  朱正平

⑧1932年李宗白《關于湘鄂贛省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

⑨國民黨反動派“清剿”時,強迫群衆領取白符號,以示悔過自新。

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湘鄂贛蘇區史稿》駱奇勳(1932年任湘鄂贛省政治保衛分局幹事)訪問記錄

主要參考書目:

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湘鄂贛蘇區史稿》

1985年人民出版社《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三輯

鍾期光回憶《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原載《中共黨史資料》第八輯

1985年修水縣委黨史辦編《修水革命曆史文獻資料集》(內部資料)

1986年平江縣委黨史辦編《平江人民革命史》(內部資料)

1991中共黨史出版社《湘鄂贛根據地》

2006年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代英豪》第二卷

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共湖南地方史》上卷

修水黨史辦編《吳天骥》(修水縣委縣政府門戶網站)

( 2012年2月《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