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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廉思一脉承 ——屈原与毛泽东对廉政的共同追求及其现实意义

來源:未知來源 日期:2016-06-27 12:00


    司马迁曾热情称赞屈原到: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汙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 對屈原的廉潔品性做了極高的評價。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廉潔一詞最早就出自于屈原的楚辭作品《蔔居》和《招魂》。《蔔居》曰:宁廉潔正直以自清[2];《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义而未沫。[3]正所谓文如其人,清正廉潔正是屈原勤政为民、忠贞爱国的人格追求。毛泽东对屈原毕生追求的廉潔给予了十分高的评价,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写于1961年的詩作《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裏濤。全詩雖然只有短短的28個字,卻體現了毛澤東對屈原道德人品的最高禮贊,特別是用椒蘭這種意象來比喻屈原,突出的表現了屈原廉明高潔的品性。從中我們也不難體會屈原和毛澤東這兩位相隔千載的詩人和政治家在追求廉政方面的強烈共鳴。

屈原與毛澤東都極其深刻地認識到了廉政建設對社會和國家的重要性

    屈原曾经写道: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4] 指出如果政治不清廉,就會引起社會的混濁不清、黑白顛倒。蟬翼被認爲重,千鈞被認爲輕;黃鍾大呂被毀壞丟棄,瓦鍋被認爲可以發出雷鳴般的聲音;讒言獻媚的人位高名顯,賢能的人士默默無聞。這樣社會就會失去正常的秩序而無法發展進步,國家的政權也就不可能穩固。

    毛泽东对于廉潔的重要性历来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时刻告诫共产党人要保持廉潔自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强调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汙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5]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明确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廉潔奉公的表率。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6]共産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衆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汙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7]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即將取得勝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嚴肅的正告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産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8] 建國後,隨著共産黨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毛澤東更加重視黨風廉政建設。1949年,在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潔的、朴素的、爲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从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对廉政建设的这些重要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保持党和政府廉潔作风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

屈原和毛澤東都注重修身自律将廉潔当作自己终生的坚持和追求

    屈原曾担任过三闾大夫、左徒等重要官职,一度掌管了楚国的内政外交事务,但后来被谗言陷害,又屡遭流放。但无论是位居高位还是流放贬谪,屈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廉潔的要求,时刻警醒自己保持廉明高洁的品格。屈原在位时曾豪情万丈的写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9] 時刻提醒自己要加強自我修養,保持自己清正高潔的品德。而當他被政敵排擠,遭流放時,他又寫下了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甯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10] 的千古名句表達了自己堅持理想,至死不渝的決心。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毕生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对自身的要求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1950年,當毛澤東得知湖南准備爲他在家鄉修建住宅和公路時,立即寫信制止:據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在我的家鄉建築一所房屋並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爲至要。[11] 他不仅个人勤俭朴素,廉潔奉公,对自己的亲属故友也是严格要求。毛澤東最小的女兒李讷,三年困難時期她還在學校上學,卻連飯也吃不飽,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建議讓她回家吃飯,毛澤東堅持說我是國家幹部,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就不能享受。還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12] 像这样感人的事例,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数不胜数,他将自己廉潔奉公的理念坚持了一生,堪称全民楷模、全党典范。

屈原和毛澤東都對腐敗現象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屈原在楚国为官多年,当他看到楚国统治阶级对名利争相追逐,朝政污浊不堪时奋笔写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忽馳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13] 表达了对那些追逐名利和贪得无厌者强烈反感和无情批判。而毛泽东作为亲眼目睹旧社会政治腐败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历史见证人更是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决心要惩治贪污腐败,建立廉潔政府。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只要发现了腐败现象,毛泽东都决不姑息,进行坚决彻底的惩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苏区就先后严厉制裁了谢步升、唐仁达、左祥云、刘仕祥、熊仙壁等腐化堕落分子,集中展现了中共政权草创初期毛泽东廉政建设的决心。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形势十分艰苦,面对敌后军民对贪污腐败分子深恶痛绝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和边区政府顺应民意,惩处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黃克功逼婚殺人案肖玉璧貪汙腐敗案。這兩起案件的主犯都是自小參加紅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的老紅軍、老功臣,而且都是毛澤東的老部下,但當他們因爲生活腐化墮落而走向人民的反面時,毛澤東卻決不姑息、嚴懲不貸,並且以他們的案例教育全黨,強調指出共産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環境的變化,一些幹部居功自傲、貪圖享樂的消極腐敗思想逐漸滋生,反腐倡廉工作形勢空前嚴峻。爲此,毛澤東親自發動並領導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鬥爭。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是從1951年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三反運動,這場運動將新中國的反腐鬥爭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毛澤東對三反運動傾注了巨大的心血。這次運動中共查出大小貪汙分子及有貪汙行爲的人120萬,其中有900余人因貪汙數額巨大或頑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處極刑者40余人。特別是對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兩名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貪汙腐化案件的公開審理和果斷鎮壓。既展現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拒腐防變的堅強決心,也贏得了廣大人民群衆的衷心擁護。

屈原和毛澤東都強調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仅与腐败现象做了坚决的斗争,更十分清楚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14] 的重要論斷,要求統治者選賢任能、修明法度,爲廉政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毛澤東在長期的反腐實踐中認識到,光靠對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只對腐敗分子進行揭露和打擊也只是治標之策,要想真正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只能依靠完備的法律和有力的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毛澤東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汙浪費行爲的訓令》,這是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的第一個正式成文的反腐法令。訓令的頒布,對腐敗分子産生了極大的威懾作用,也使蘇區的反腐敗鬥爭有法可依。抗日戰爭時期,雖然戰爭形勢十分嚴峻,但毛澤東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對廉政建設的重視和努力。首先是嚴明法紀,19398月陝甘甯邊區政府公布了《懲治貪汙條例》草案,成爲了邊區政府治理腐敗的總綱。之後,邊區政府又于19434月和5月先后颁布了《政纪总则草案》和《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包括公正廉潔、奉公守法等。在颁布一系列法案的同时,毛泽东更高度重视反腐制度的建设。陝甘甯邊區建立了各級財政、經濟制度,劃分收入、支出、保管和審核四大系統,形成了對政府權利的相互制約和監督。還建立起了行政督察專員制度。行政督察專員負有監察、指導地方政府的職責,是發揚民主政治,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措施。這是中國共産黨建立的革命政權早期的一種獨具特色的行政監察制度。[15] 通過一系列艱辛的努力和探索,在毛澤東的親自關心和推動下,初步形成了中共自己的廉政監察體系。新中國建立之後,隨著共産黨轉爲執政黨,更多的消極腐敗現象開始滋生,對此毛澤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並開始更加關注民主制度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與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的談話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6] 明確將民主制度和人民的監督作爲了反腐敗的最大保障。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黨內民主、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則等上升到黨和國家制度的層面,有關黨的建設、國家政權建設的制度、規定、條例相繼出台,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在依靠民主、依靠群衆反腐,加強監督、嚴格執法、發揮領導幹部表率作用等方面,摸索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屈原與毛澤東的廉政思想都包含著強烈的愛國憂民情懷

    推行美政、愛國憂民是屈原畢生的追求和精神支柱。屈原曾寫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17] 體現了詩人關心民生疾苦,哀歎民生遭遇的艱難!他又寫道: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不敗績。[18] 表達了詩人將個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希望國家強盛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詩人仍然抱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19] 的决心以身殉国。屈原终生的理想就是实现楚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他追求廉政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此。毛泽东自青少年起就立下了取得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人民富强幸福的崇高理想并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对廉潔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是为了这一崇高理想所服务的。他的廉政思想的两大核心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首先,毛泽东强调廉潔是为了保证政府和公务人员能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最喜歡題寫的5个字,也是他的人生信仰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宗旨。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就必须首先做到清正廉潔。毛泽东指出:共産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20] 他還說: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最大利益,爲最廣大人民群衆所擁護爲最高標准。[21]

    其次,毛泽东强调廉潔是为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并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建设国家,尽快摆脱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富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告诫全党:節省每一個銅板爲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爲著我們的經濟建設。[22]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國家,毛澤東又強調:“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23] 從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希望廣大幹部群衆時刻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那麽一股革命熱情,那麽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4] 这也正是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不断追求廉潔政治的不竭动力。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千百年来人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到对他词章作品的评价上,但毛泽东却独具慧眼的对他的廉潔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9年,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的專列上與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談話時,曾提到屈原說: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屈原生活過的地方我相當熟悉,還是我的家鄉。所以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後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25] 回顧曆史,屈原和毛澤東雖然相隔數千載,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幻,以他們爲代表的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對美政廉政的追求卻是一脈相承的。

(作 者  李 侃)

參考文獻:

            [1] (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嶽麓書社,1988 年。

              [2]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頁。

              [3]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 頁。

              [4]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頁。

              [5] 《毛澤東選集》第1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頁。

              [6] 《毛澤東選集》第2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頁。

              [7] 《毛澤東選集》第2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頁。

              [8] 《毛澤東選集》第4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 頁。

              [9]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 頁。

              [10]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5136 頁。

              [11] 呂澄、張竹梧:《黨的建設七十年紀事》[M],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 頁。

              [12] 靳士信:論毛澤東的廉政思想及其實踐,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13]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 頁。

              [14]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 頁。

              [15] 曹子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反腐倡廉的基本經驗探析》,黨史文彙,2011年第20 期。

              [16] 宮力、朱地、陳述:《毛澤東在重大曆史關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8 頁。

              [17]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4 頁。

              [18]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8 頁。

              [19]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9 頁。

              [20] 《毛澤東選集》第3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 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3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 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1 [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頁。

              [23] 《毛澤東文集》第7 [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 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5 [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420 頁。

              [25] (蘇)費德林:《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M],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58 頁。